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栋新公寓楼里，墙上宽大的窗户让阳光洒满了整条走廊和卧室，其实这种整体设计是建筑师为了满足住户独特的需求而做出的决策之一。这座名为“普罗维登斯高地”(Providence at the Heights，简称PATH)的支持性住房设施由第二次机会中心(Second Chance Center)运营，后者是一家帮助出狱者重返社会的非营利机构；这座有三年历史的建筑是为有监禁经历者提供的公寓。第二次机会中心的创立者哈桑⋅拉蒂夫(Hassan Latif)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住过窗户可能只有4英寸（0.1米）宽、4英尺（1.2米）高的地方。”他指的是监狱出于安保考虑所使用的窄窗尺寸。“在PATH，有我们所说的傻大窗户。”PATH是位于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支持性综合住宅，图为其中的公共休息室，在设计上强调自然的外观和充足的日光。摄影：Matthew Staver/ShopworksPATH的设计出自丹佛建筑公司Shopworks Architecture，建筑内部大量采用富有纹理的木梁，营造出一种平静舒缓的视觉和触觉效果。每间公寓都有严密隔音，彰显一种摆脱监狱嘈杂声的可喜变化。室外有一个带木藤架的静谧露台，意在向热爱生命的力量致敬。乍一看，这里与任何支持性住房项目的标准最佳范例并无多大不同。但对于经历过刑事司法程序的人群，还有一层额外用意和特点。Shopworks为PATH提供的设计深受“创伤知情设计”(trauma-informed design，简称TID)理念的影响，这是建筑设计行业的一个新兴理论，倡导将创伤知情护理原则融入建筑环境，旨在减轻创伤经历造成的身心伤害。为突出TID理念，Shopworks创始人查德⋅霍尔青格(Chad Holtzinger)和同事们曾与第二次机会中心的员工就门把手等细节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以免使用那些看起来像监狱设施的东西。这也是楼梯间很宽而且有窗的原因。曾被监禁18年的拉蒂夫说：“这非常重要。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楼梯间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都是那种我原本不知道会招致的事情。”霍尔青格说，通过TID，建筑就成为“治疗的第一线”。“我们正在提高人们的意识，让大家知道建筑环境如何忽视了精神健康。”创伤知情设计的范畴既包括表面材料和家具的选择，也包括空间的程序化组织、安全条例和视线，最常见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项目。但“任何环境、任何地点、任何人群都将受益于创伤知情设计，”波士顿建筑学院人类健康设计硕士课程项目主任、创伤知情设计协会(TIDS)联合创始人J.⋅戴维斯⋅哈特(J. Davis Harte)说。PATH有宽阔的开放式走廊，意在避免居住者联想到监狱生活。摄影：Matthew Staver/ShopworksTID原则源于支撑所有建筑的基石，即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提出的理想设计三个经典标准中的“愉悦”，以及空间质量会影响外观和情绪的理念。TID更进一步，将这些现象与身心健康联系起来，并总结出缓解或避免创伤反应的方法。创伤的起始点是不良童年经历(ACE)，可以是个体的或集体的，也可以是激烈的或慢性的。具体包括遭受暴力、虐待或忽视；暴露于药物滥用或精神健康问题；以及父母分开造成的不稳定。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一样，不同种族和阶层的创伤负担并不均衡。黑人儿童的ACE分数一直高于白人儿童；原住民儿童中经历过两种或更多ACE的孩子占比最高，达到36.2%。在建筑设计公司HKS负责健康和福祉主题设计的埃琳⋅佩维(Erin Peavey)说，由于承认创伤会带来耻辱感，客户可能不愿意追求TID。她说，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哦，你是说我的孩子受到了精神创伤？还是说我受到了心理创伤？”答案是肯定的。ACE极其普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表示，来自25个州的受访美国成年人中，61%的人称自己在18岁之前至少经历过一种ACE，六分之一的受访者说自己经历过四种或更多。CDC估计，如果ACE减少10%，可以节省560亿美元的医疗成本，因为ACE与身体损伤、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和自杀有关。对儿童来说，创伤会抑制大脑发育，影响专注力、学习和决策。创伤知情设计在建筑理论中的兴起可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重大公共卫生威胁有关：新冠疫情。除凸显个体所处的直接环境与健康的联系外，这场疫情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创伤经历，引发了死亡、疾病、经济受损和社交孤立的浪潮。TID首先对需要避免的感官和空间触发因素进行分类，比如干扰性声音、缺乏真实或可感知的安全保障、视觉干扰和不明确的路径导向，包括盲区转弯、视线遮挡和难以区分的走廊。设计师们会避开在阴郁的机构建筑中常见的东西，因为这可能让很多人联想到创伤，比如吊顶板和荧光灯。在丹佛大学住房和无家可归问题研究中心以及科罗拉多州住房和金融管理局(CHFA)的资助和支持下，Shopworks发布了三份报告，并由此成为TID建筑语言确立和分类的领导者。他们对热衷的事业一丝不苟，以至于Shopworks首席运营官劳拉⋅罗斯伯特(Laura Rossbert)当时在一个支持性住房项目客户方担任临时执行董事后加入公司，而CHFA目前也在询问住房供应商打算如何融入TID理念。Shopworks丹佛项目The Stella的大厅采用了吸音材料。摄影：Matthew Staver/Shopworks这些指导原则强调社群空间和社区互动的治愈力量，并与安全保障需要进行平衡。上述报告建议采用“感官边界”(sensory boundaries)，即形式和物质上的分界，使人们能调节自己对刺激因素的暴露程度。这可能包括借助不同材料标示的屏障和过渡，比如内部房间的窗户、多孔屏障或四分之三长的墙壁。举个例子：在为智力和发育障碍人士建造丹佛支持性住房项目The Stella时，Shopworks在两倍高的大厅墙壁上贴了木质墙板，这有助于吸收多余的声音。Shopworks的“嵌套层”(nested layers)概念借助其促进互动的潜在作用来划分空间，为人们提供多种社交选择：既有大型公共活动的论坛，也有安静的角落以及休息和放松的卡座。这种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应该有明确的过渡，与监督和自治的梯度匹配。霍尔青格称之为“在外向环境中拥有内向场所”的能力。“身份锚”(Identity anchor)是TID最不明确的设计相关元素：侧重于为社区打造可供居民铭记自己文化的场所，比如书架、墙画和花圃。以PATH为例，设计师们在公寓门外放置了小架子，供居民展示能说明自己身份的重要物品。要将这些原则融入建筑，需要细粒度社区外展，将社区和个人的特定创伤反应考虑在内。劳伦斯理工大学专门研究TID的研究生研究员阿林娜⋅奥斯纳加(Alina Osnaga)说：“除非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坐到同一张桌子上，否则就不可能有好的设计。”创伤知情设计通常优先考虑户外聚会空间，比如丹佛项目The Stella的这个庭院。摄影：Matthew Staver/Shopworks要拆解创伤反应“触发器”，就要观察社区成员如何使用他们的空间以及他们在其中穿行的路线。Shopworks通常会先询问居民在何时何地感到安全，并试图模仿这一场景。居民的回答可能稀奇古怪，与建筑没有直接关系。非营利组织“尊严设计”(Designs for Dignity)与设计工作室Debaun Studio的伊丽莎白⋅帕斯奎内利(Elizabeth Pasquinelli)以及尼古拉斯⋅莫里亚蒂(Nicholas Moriarty)合作为娜奥米之家(Naomi’s House)进行了内部设计，这是为芝加哥郊区的性交易女性受害者提供的住宅支持设施。住在这个收容所的女性希望在情感脆弱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们紧紧抱住。因此，设计师们提供了高高堆满抱枕的沙发。TIDS的联合创始人珍妮特⋅罗奇(Janet Roche)说，一方面是个人创伤反应，另一方面是设计一个适用所有人的内聚架构方案，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我想我们每天都会被问到的事情”。TIDS的第三位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娜⋅科沃特(Christine Cowart)表示，这里的关键是为空间设计“尽可能多的选择”。这意味着要确保当有不同创伤反应的人在一个空间里活动时，或者当人们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时，总有一个地方适合他们。这可能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平衡。科沃特说，一个开阔的中庭可以举办大型社交活动，可能是令人兴奋的地方，但如果“你感觉自己没有一个遮蔽的地方”，它也会让人不知所措。为建设丹佛的“沃伦住宅”项目，对一座有百年历史的教堂进行了适应性改造，作为无家可归者的过渡性住房。摄影：Matthew Staver/Shopworks丹佛的圣弗朗西斯⋅沃伦住宅(St. Francis Warren Residences)就展现了这种选择，这是Shopworks将一个前卫理公会教堂改造成的支持性住房设施。建筑师在双层中庭的上层开辟出一个小型休息区，里面有一个公共厨房；视觉上相互连接，但空间上有距离。到目前为止，已应用创伤知情设计的建筑种类相对狭窄，但其影响力有望扩大到住宅和商业建筑的更广领域。HKS的佩维说，办公空间目前正受到疫情期间盛行远程工作模式的影响，对TID进行重新评估的时机尤为成熟，因为雇主和员工都越来越认识到，去办公室从根本上是为了社交——TID强调这是健康的一个要素——而不是为了工作。奥斯纳加说，购物中心等大型零售环境，以及机场等具有复杂流通模式的建筑，也为评估TID做好了准备。科沃特在矫正机构建筑中看到了TID的机会，尽管这些空间的惩罚性质意味着管理者和市政官员可能会抵制人性化改造。除提出拘留所和监狱是否可以进行建筑改造的问题外，这种可能性也提醒人们，建筑环境的某些部分同样由建筑师设计，专门用来造成创伤。正因如此，TID是一个减轻伤害的项目，而不是解决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霍尔青格说，让创伤知情设计跻身主流需要更多的政策分析和关于其有效性的数据。TID并不一定会增加成本，而且TID带来的安宁环境可以减少维护需求，提高建筑物的耐用性，需要的安保人员和维修费用会更少。霍尔青格说：“它所耗费的只是一点点时间。我们从未遇到过无法按照这些原则控制预算的项目。”劳伦斯理工大学的奥斯纳加对此表示赞同。她说：“一旦你掌握了足够的数据，你就可以把创伤知情设计的影响与业主的投资回报联系起来。”PATH建筑的设计目的是为有监禁经历的居民传递安全和保障的感觉。摄影：Matthew Staver/Shopworks仅仅关注边缘人群和受创伤人群的空间质量就很罕见，体现出人文关怀，而这本身就能减轻创伤。TID的支持者经常援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认为这个金字塔的生理基础由建筑的基本目的（躲避恶劣天气和保护个人安全）实现，而更高层次的需求则通过TID实现，即激发归属感和鼓励自我实现。TID的重点是围绕建筑用户的特定需求，这使设计师自认为对“好设计”的直觉更加可疑。Shopworks的罗斯伯特描述了她在阿罗约村规划德洛蕾丝公寓(Delores Apartments)的方法，这是一个为丹佛曾经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的支持项目:“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确保我们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让我这个一直有房子住的人感觉好的东西一定会让每个人都有同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创伤定义的变化可能使在TID与标准最佳范例之间划定界限变得无关紧要。佩维说，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已宣布美国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他们面临的压力范围越来越大，从气候变化灾害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再到无处不在的枪支暴力。她说：“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他们）不得不应对这种让人感觉规模难以估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必要区分创伤知情设计与质量设计；创伤实在太普遍，但为弱化创伤的影响而塑造建筑世界的方法也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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